杨伟民、尚福林、刘尚希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言

9月6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应对变化的世界”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以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分别从宏观、金融、产业三个角度建言如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会上表示，我国在“十五五”时期应建设“民生大国”。把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居民消费放在更高位置上。

杨伟民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主要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在于居民消费不足。所以本轮扩大内需要以扩大消费为着力点，把建设“民生大国”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各项政策协同。

杨伟民指出，扩大消费，短期政策支持是必要的，但从长期看，更要形成消费持续扩大的内生机制。“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收入的背后是就业。”他说。

杨伟民建议，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着力扩大市场化就业。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的主体，扩大消费必须扩大就业，而扩大就业必须更加积极地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他还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是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要实行更加积极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政策，尽可能减轻居民税费、利息等负担。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会上指出，金融市场上“有资金、缺资本”的现象改善并不显著。他建议，健全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推动投贷联动试点。

尚福林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服务必须顺应时代变迁，形势变化，在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持续增强适应力、培育竞争力，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质效。

“不同的金融机构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缺乏有机衔接的服务机制。”尚福林表示，广义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服务于企业初创期与成长期。商业银行保险业务更侧重于企业成熟期。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风险补偿机制以及所需要的信用信息不同，实践当中，各类金融机构信息共享与服务衔接还存在着短板。

他指出，近年来投贷联动等新兴模式在探索中前行，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整体上看，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动协同机制仍需要优化完善。

尚福林表示，投贷联动试点的初衷，是通过银行主动对接内外投资机构，提前介入、了解创投企业以及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前景与信用状况，适当前移信贷服务窗口。借助信贷资金存量结构调整和增量引导，缓解全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希望通过投贷联动试点，探索在商业银行法框架内找到投向高风险创投企业或科技企业的信贷资金补偿方式和方法。”尚福林说。

　　9月6日金融一线消息，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发表题目为“以数实融合加快培育经济新动能”的主题演讲。

　　刘尚希提出三个基本观点：一、认清本质，夯实数实融合的认知基础。二、把握发展趋势，夯实数实融合的技术基础。三、遵循市场逻辑，夯实数实融合的制度基础。

　　对于第一个观点，他指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不是对立的，也不是说哪个更重要、哪个更次要，从战略上来看，数字经济更重要，从当前现实经济大盘来看，当然是实体经济更重要。所以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所有实体经济都需要向数字经济转变，就是说，从未来来看，所有的实体经济都将变成数字经济。

　　所以，数字化转型是数实融合的方向，也是当前培育新动能、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讲，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之上，离开数字经济谈新质生产力，可能是“空中楼阁”。所以，数实融合的本质实际就是实现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全面渗透，推生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对于第二个观点，刘尚希表示，数实融合预示着一个新的经济的时代。数实融合离不开平台经济的牵引，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平台经济。国家的竞争力也是体现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上，而且我们国家平台经济发展的进程现在还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一点，就是基于云计算的SaaS（软件即服务）市场发展不充分，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使得大量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所以，从当前的政策来看，产业政策应当转向重点培育一批SaaS市场的“独角兽”，尤其是适合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SaaS公司。如果没有这样一些SaaS，中小企业一个个靠本地化部署去搞数字化转型，那是成本极高、风险极大，困难重重。

　　如何夯实数实融合的制度基础？刘尚希提出以下四项举措：

　　一是要建立健全数字治理制度。作为数字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使许多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可用的资源变得更多，存量财富的利用效率能大大提高。所以，数字化、数据这个生产要素使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拓展了，这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要完善数据产权保护、数据安全使用、数字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数字治理体系。包括进一步加强SaaS行业的规范与标准建设，确保服务质量和数据使用流通的便捷性、安全性。

　　二是完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数字字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不同于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关系，工业经济条件下就是在实体空间、物理时空当中，而在数字经济当中，有物理时空又有虚拟时空，那在虚拟空间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很显然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价机制、竞争方式也明显地在发生变化，这也需要对数字经济的规制方式进行优化调整。所以，对数字平台常态式的监管很显然这是需要创新的，如果没有创新，按传统的监管工业的思路去监管数字经济，则很有可能“牛头不对马嘴”。

　　三是构建数据资产入表规则。传统的入表规则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数字经济带来所有权革命，数据的渗透性、公共性、场景化特征以及多方主体参与，无法确认所有权。我们研究发现，先要确认所有权，然后才能流通使用，这在工业经济条件下行得通，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行不通。所以，数据资源的资产化和数据资产的入表，需要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确认规则，包括数字资产的确认和数字资产的计量。如在公共数据授权运用中，授权运营主体对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后形成的数据资产，如何确认其权属及收益分配；数据资源属于无形资产，但又区别于知识产权的属性，在流通使用中具有“自动扩展”的特点，也就是数据资源在使用中可自动增加，越使用越多。传统的生产要素它是有稀缺性的，越使用，它有排斥性、排他性，一些人使用多了，另外的人就使用得少了。但数据相反，大家共同使用，越使用它越多。所以它的这种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于数据这种关键生产要素更要强调“流通”和“使用”，所以，它的确权应当在使用中去实现。

　　四是发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牵引作用。政府主要聚焦于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标准、规则、公共平台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牵引性作用。